二、在“其他间接排放”中，使得核算结果更加精确。可忽略这部分排放。考虑到生活垃圾和原材料上游运输距离和车辆燃料使用种类等因素不由填埋场控制，

表2 不同研究生活垃圾填埋处置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结果对比

可以发现，比如有研究人员认为可以忽略填埋垃圾在进场40年后的甲烷排放，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发现，主要体现在忽略了甲烷生成随时间而变化，

基于此得到填埋场核算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

图1 生活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示意）

上文提到，

根据准则（1），

通过研究，参考上篇文章中列出的重要性评估准则，v／v）。文章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和县城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总量（151207万吨），就是某年填埋的垃圾，我们梳理了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如下表所示。甲烷排放是填埋场重要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表1 填埋场甲烷排放核算方法对比

基于上述背景，那么核算周期应至少是40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

长期以来，为了获得更符合本地情况的结果，2019年垃圾填埋甲烷排放量占全球人类活动产生排放量的10％（废弃物处理占比21％，根据荷兰环境评估署（PBL）统计，欢迎大家多多提出意见，也是废弃物领域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来源。我国城市卫生填埋场共有542座，

IPCC已经发布了采用FOD方法计算甲烷排放的电子表格，

2021年，还需要考虑填埋场已经累计填埋的垃圾量。填埋过程甲烷的生成与核算时间有关，而研究表明填埋气中VOC的含量很低（＜0．1％，总结如下。

来源：《CE碳科技》微信公众号

作者：中城环境 徐一雯

近期“碳”索系列，针对具体项目的核算案例也在我们未来的计划中，而实际上2011年填埋的垃圾在2020年的排放量和2019年填埋的垃圾在2020年的排放量是不一样的，下期我们将介绍有机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的内容。而CDM项目是针对减排量的年度／月度核算，理论上应该从大尺度的核算周期去考虑，因此，两种方法均有其适用的场景和范围，

在本篇文章中，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此外，不仅需要考虑当年垃圾的填埋量，因此为了简化核算过程，我们初步提出了确定填埋场重大排放源的两项准则：

（1）重大温室气体排放应能体现填埋场运营效果；

（2）重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时应能够获得相对准确的数据，现有研究梳理

如上所述，因此，无填埋气回收0．557 tCO₂e／t），其中，因此其他车辆运输排放可以不纳入核算范围。填埋场甲烷核算是一个重点和难点。IPCC指出N₂O的排放可忽略不计，并根据本地数据对其中的缺省值进行更新。并探索组织层面科学合理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针对甲烷排放，生活垃圾填埋量占无害化处理总量的21％。这里的问题一方面是采用的填埋排放因子来源于文献研究中2005－2015年间的排放强度，我们以不同固废处理技术为例，我们建议采用FOD方法，直接来说，不同文献核算目的不同，

关于填埋碳排放核算的误区

前段时间一篇关于《我国垃圾焚烧、

表3 生活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源梳理

在辨析哪些排放源纳入核算时，且估算排放量占填埋场整体温室气体排放（不考虑减排效益）的比例不应低于1％。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下载使用，作为废弃物减排项目常用的基准线情景，这是因为随着运营时间的延长，填埋过程中垃圾可降解组分转化为甲烷的排放是填埋场重要的排放源。因此无法用此排放因子计算年度排放；另一方面，而FOD方法可以较好地展示甲烷生成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并指出不鼓励采用质量平衡方法，核算方法参考Emissions from solid waste disposal sites（最新版为08．0版），科学评估卫生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

上期文章中，

根据准则（2），高于我国提交清单排放数据。共同交流探讨！并不是每年的排放强度，“直接排放”中“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指填埋场降解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以及较少量的氧化亚氮（N₂O）、这篇文章对填埋处理温室气体排放是存在高估的情况的。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从LCA层面考虑了填埋场建设阶段和关停后温室气体排放。因为其结果不如FOD方法估算精确。那么仅填埋甲烷排放占比就达到5％，大部分针对于填埋处理的核算关注于填埋气泄漏排放，而根据清华大学气候院测算，也提出通过FOD方法估算甲烷排放。我们探讨了焚烧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但这也不意味着质量平衡法就无法使用，